郝景芳毕业于中国顶尖的清华大学，本科学习物理，随后获经管博士学位。2013年，她加入政府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受国务院和私营企业委托，开展经济和发展政策研究。2018年，郝景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习。同年，她在北京开办了“童行学院”，加入了日益增长的中国精英大学毕业生行列——当自己的孩子步入学龄，他们就开始创办教育机构。郝景芳一直是呼吁教育改革的重要声音，也正因针对社会不平等给出了强有力的反击，郝景芳从她这一代人中脱颖而出。但作为同一精英体制筛选出的产物，郝景芳的作品也流露出精英阶层对等级制度、政策制定的看法，以及，到底什么标志着一个人有“素质”，即使她的作品巧妙审视了同一主题。

若将《北京折叠》和市政政策、规划放在一起细读，你就会发现，针对不平等的批评和促成不平等的政策实则有着相同的预设——最基本的预设即是，不平等是进步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这两者在其余方面的相似之处也很明显，比如预设低人口密度的好处、类大花园美学的城市规划，以及假定城市内部移民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北京市的2035年全面规划，即是要降低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这项规划初始实行的前两年，也就是2016、2017年，全市有80平方公里土地被定向拆迁。这些土地中，有数十个物流中心、上百家租赁场所、生产企业、成千上万的棚户改造区以及无证经营企业。

不平等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也是过去数十年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主调。《北京折叠》构想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城市，因缺少土地，城市被一分为三，通过展开和折叠来占据同一片土地。当一个空间的居民在胶囊床里沉睡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便被折叠、翻转，以让另一个空间的居民苏醒，展开他们的一天。每个空间的人享有的清醒时长并不相同——第一空间的人享有完整的24小时，他们的一天从日出开始到日出结束，但第二、第三空间的人共享接下来的一天，第二空间的人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第三空间的人则从晚上10点开始，直至早上6点第一空间的居民醒来。垃圾从第一、二空间自由流向第三空间，并在第三空间被处理，但空间之间的人员流动被严格控制，又或者说，实际上几乎不存在空间之间的人员流动。郝景芳对于第一、二、三空间的构想，实则反映了当下北京城市中的阶级差异，而不同阶层的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差异巨大，使得他们似乎生存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小说的主人公老刀是一个第三空间的普通垃圾工，冒着巨大风险在第二和第一空间之间帮人递信，以此支付其养女在正经幼儿园的学费。

郝景芳笔下的第三空间密、吵、乱、臭，这与北京市2017年-2020年“专项行动”指导文件（BMPG，2017）中对 “大城市病”的描述如出一辙。为了解决这些“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准备清理掉他们觉得最不理想的空间和使用者，以降低空间密度和人口密度。这些空间，一旦不再用作“不合理”的用途，例如农民工生活空间和小企业，就被交给开发商，种树、或者划出城市，作为“空白地带”战略储存。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

• 至2020年及以后，北京市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 至2020年及以后，将城六区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1282.8万控制在1085万人以内。
• 2015-2035年减少约160平方公里城乡市建设用地规模。
• 到2020年，人均水资源量由176立方米增加到185立方米，到2035年增加到220立方米。
• 到2020年，"绿色开敞空间 "占比由59%提高到63%，到2035年提高到70%。
• 在10年内造林约1亿棵树，面积至少200万亩（1333平方公里）。
• (BMPB, 2016; BMPG, 2017; UFRC, 2019)

《北京折叠》里，郝景芳构建的第一空间则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BMPB，2016）中的去人口密度和绿化议程并行不悖：“这里完全没有高楼，只是围绕着一座花园有零星分布的小楼……宽阔的步行街两侧是一排垂柳和一排梧桐，正是晚春，都是鲜亮的绿色。”（郝景芳，2016）。新马尔萨斯主义将人口密度视作是环境质量和可住性的速写，基于此，《北京折叠》中所隐含的设定正与北京的政策重点是（见表1）一致的。

郝景芳的确对北京的城市化进程等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她的中篇小说也依赖于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认知，即北京的空间和资源有限，无法承载过多人口的压力，而太多人来到北京是出于一种非理性选择。这种表述在政府叙事和城市规划中也无处不在。《北京折叠》在认为社会秩序不公平的同时，也回到了政府叙事中关于阶级和“素质”的同一套话语，采用了刻板印象中的“素质”的表述。为宣扬“重质不重量”的理念，北京市政府采用了充满乡土气息的说法：坚持做“菜心”，不做“白菜梆子”。这句话更友好地表达了具有争议的“低端人口”四字，更直白地说，只有你配得上，城市才会接纳你。在2018年以前的文件和政策中（BMPB，2016；陈义勇、刘涛，2015；倪元锦、白瀛，2015；BMPG，2017；BMMC，2016），这些口号和相关的其他口号经常出现，都是为了达到清理 “低端产业”、分散相关人口的目的。与之密切相关的大众话语中，则经常将农民工进京务工形容为“蜂拥而至”或“汹涌来袭”，将其定格为非理性、非人性的力量。

在郝景芳的小说中，第三空间的人物也同样扁平，郝将他们塑造得心大、无知、逆来顺受、愤世嫉俗。郝景芳形容进城务工人员是勤劳、听话、温顺的，但又小心眼，郝将他们比作一群白蚁：

“这座折叠城市就是父亲和其他人一起亲手建的。一个区一个区改造旧城市，像白蚁漫过木屋一样啃噬昔日的屋檐门槛，再把土地翻起，建筑全新的楼宇。他们埋头斧凿，用累累砖块将自己包围在中间，抬起头来也看不见天空，沙尘遮挡视线，他们不知晓自己建起的是怎样的恢弘。直到建成的日子高楼如活人一般站立而起，他们才像惊呆了一样四处奔逃，仿佛自己生下了一个怪胎。奔逃之后，镇静下来，又意识到未来生存在这样的城市会是怎样一种殊荣，便继续辛苦摩擦手脚，低眉顺眼勤恳，寻找各种存留下来的机会。据说城市建成的时候，有八千万想要寻找工作留下来的建筑工，最后能留下来的，不过两千万。” （粗体为作者添加）

文中，有8000万建筑工人渴望在“未来城市”生活的“荣誉”，但郝景芳略过了人们在选择去留背后的规划和决定。这样一来，郝景芳实则重复了政府和研究界的一种普遍说法，即移民的决定以及移民群体，从根本上说都是非理性的。

小说中，第一空间管理者是第三空间居民的监护人，第一空间的人容忍他们的存在，为他们提供就业（无论多么不理想）、时间和空间（无论多么有限）。郝景芳的作品可以被解读为针对自动化生产和失业问题的批判。老葛是从第三空间一路走到了第一空间的人，他是技术专员，通过从军在第一空间混得了一个低级职位，他是这么跟老刀解释社会经济的：“但问题是，地都腾出来了，人都省出来了，这些人干嘛去呢……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到活儿干。”

听到这番话，老刀并未因不公而暴怒，相反，作者笔下的老刀只是沮丧，但更多的是不明白：“老刀听得似懂非懂……他觉得自己似乎接近了些许真相，因而见到命运的轮廓。可是那轮廓太远，太冷静，太遥不可及。他不知道了解一切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看清楚一些事情，却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意义。”

作者也许是在暗示，28年收捡垃圾的工作已经使老刀无法想象和争取另一种生活，这样一来，她把现实世界的劳动者想象得顺从而自满，仿佛只是配合的政治演员。对这一笔法的慷慨解释也许是，她想表现压迫的深度和广度，但她似乎只是在扁平化对工人的政治想象。

北京的城市规划要比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城市更公平一些——至少就诉求而言——它的目标是满足尽可能多的公民，能让他们在15分钟内就到达公园、享受社会服务和满足其他日常需求。然而，北京城规的空间想象，包括环境美学、低人口密度、城市功能划分等，与《北京折叠》中的空间想象如出一辙。无论郝景芳笔下的管理者多么冷酷无情，但仍然在尽力为“底层”人士提供空间和就业，现实中，北京解决“过剩人口”的办法是系统性地削弱他们留在城市的能力。

为了降低人口密度，实现北京的政策和规划，一些人必须离开。其中，最受搬迁负担的即是那些列在清理清单之上的地区的民众，他们要么选择在日益紧张的租房市场上挣扎，要么完全离开北京。然而，即使是本地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房屋被拆迁后，用以补偿的新楼几乎总是离市中心较远，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住得近但是住得小，或者住得远，但是住得大。后者往往受到欢迎，搬迁小区被大力宣扬，成为范本式的“郊区生活方式”，将一种更环保、更低密度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就像《北京折叠》一样，政府的宣传口径中，低人口密度几乎就代表着更理想的城市环境。但对很多人和社区来说，高密度生活是一种生存战略，能让他们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下去。小说中，作者将高密度与低质量划上等号，并暗示选择高密度生活是非理性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郝景芳与北京市政府站在了同个立场，将北京的部分人口框定为需要治理的问题。这种对不平等的理解，似乎与许多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如今，他们正在机构中担任或低或中的职位，负责制定和实施“解困、整治、提升”。郝景芳如此谈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的团体。”（郝景芳，英文译者刘宇昆，2016）。与郝景芳一样，城市规划师也关注不平等问题，但在访谈中，他们能使某些政策的“不公平”与其最后的实施结果达成和解，并使这两者都可取的同时，契合自然与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

郝景芳对不平等的批判是有力的，但归根结底不是激进的。它没有把不平等视作人为的任意结果，而将它看作是发展的本质，是不可避免的症状，但需要更好、更聪明的治理。获雨果奖提名时，她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不平等是纵穿中国历史的长期斗争，每个朝代的土地、税收政策都在妥协，越来越贴近“接受土地所有权不平等这一事实”。她认为：“若真钳制住这样的经济力量，最后又是万千分割、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犯下许多暴力的错误，却不全是出于恶的目标。”（郝景芳，英文译者刘宇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