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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乌托邦
与乡愁花园



概要

本文讨论了名词术语(乌托邦、乡愁、花园及地方)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的简要追溯和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观察,揭示了以上概念如何相互渗透,产生影响。



绪论

16 世纪,英国人文学者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创造了“乌托邦”一词,意指“乌有之乡”(Outopia) 和“乐土福地”(Eutopia)。这种对模范社会的文学建构导致了(后来)诸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Ernest Callenbach) 的“生态乌托邦”和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的“花园城市”等概念的泛滥。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也是一位热忱的信徒,他在自己的作品“曼哈顿上空的穹顶”(Dome over Manhattan)中构建了乌托邦——一个将部分城市置于网格穹顶之下的计划。虽然该方案仍旧停留在纸上,但富勒的结构却被广泛应用于温室,以提供植物生长繁衍所需要的人工性气候。 乌托邦与园林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暗示了一类司空见惯的模棱两可。当一个概念难以界定,并在现实意义上充满争议时,人们便下意识地(试图)将无形的、不确定的事物,锚定在一处毫不起眼且无法定义的空间。

乌托邦

中国的传统花园,即园林,其诞生可以追溯至史前狩猎活动和聚落时期。它在功能和风格上发生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场景——尤其是寺庙、宫殿以及贵族宅邸。几个世纪以来,精英阶层逐步完善了人造景观,并运用符号象征赋予其超凡脱俗的地位。文献和绘画都详细地记录了一些神秘的私家园林,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宋徽宗的艮岳,后者是一个以人工砌筑土山为特色的主题苑囿。


由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国的皇家园林属于微型化的“乐土福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夏宫,即清朝鼎盛时期兴建的“圆明园”。乾隆皇帝倾力使它成为收藏奇珍异宝的万园之园,而且为圣明天子的理想居所——事实上,它是晚清统治者首屈一指的居住地及办公场所。






中国古代的文人进行造园活动是为了标榜某种高尚的情操,同时接受公众的审视和监察。逐步崩毁的朝廷,见证了圆明园在一场殖民侵略战争中,如何被戏剧性地洗劫一空,夷为平地,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不断遭到叛兵、军阀和投机主义者的蹂躏。 (汪荣祖 2016) 园林留下的空缺与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渴望交织混合,揭示了中国历史一段极尽悲惨的耻辱时期,并被作为历史文本、影像记忆和建筑废墟的存在进一步强化。


圆明园雄伟瑰丽,要义重大,它同时也表达着园林和帝国统治者的个人乌托邦宣言。然而,这次损毁,却使其成为一枚虚弱的注脚,参与形塑了现代中国的身份意识。






乡愁

乡愁曾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疾病,由于个人对家乡的思念,从而导致沉重的抑郁和伤痛。(克莱·劳特利奇Clay Routledge 2016) 如今,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怀旧。在集体层面上,政府和商业组织对这份温暖的慰藉欣然接受,其影响力和学术界对它的兴趣,更为之赋予严肃庄重的意趣。


作为传统园林的古老标签,“园林”一词带有崇古色彩和精英主义底色。与之相反,“花园”(floral garden),拥有社会主义共识,孩子即被视为祖国的“花朵”。 (白杰明 Barmé 2008) 但随着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开放和媒体繁荣,花园获得了新的诠释。它开始以消费主义的面貌呈现——例如凡尔赛宫、英国乡村别墅或随处可见的美式大草坪。然而,对于大众而言,“公园”这个词可能最受欢迎的,因为地方政府一直以大力修建公园供人们运动、聚会和娱乐表演。






民国时期,私家花园逐步转变成公园或旅游景点。 (董焱,2019) 后者代表着一种现代化的努力,旨在提升都市文明并向市民传达优良的价值观。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张竞生为“美的北京”起草了一份乌托邦式的蓝图,以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向民众传递审美价值”。(乐怀璧Leon Antonio Rocha 2017)与诸多同代人一样,张的计划视历史为一种负担,取而代之,公园、道路和纪念碑将一律重新修建。事实上,历史不仅印证了变革的力量,亦兴寄了追求发展的使命:中国的主流媒体对中世纪的称颂,例如把唐长安描绘成国际化大都会,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复兴提供了充分理由。一段完美无瑕的过去,勾起了人们对乌托邦的集体向往,与根深蒂固的民族耻辱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叙事循环中的不同面向。


戴锦华在一篇发表于 1997 年的文章中谈到,城市化进程席卷了历史悠久的古中国(特别是北京、苏州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并将天平向繁荣的南方沿海地区倾斜。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居民开始体验到了异化之苦。 (戴锦华,1997) 她所提及的老城,不仅在几十年后重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中国人抚今追昔,寄畅抒怀的对象,人们渴望在花园和弄堂小巷里追忆往昔。随着近代记忆的沉淀,早期现代化工业旧址以一种犹如对古建筑的推崇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关注。峥嵘岁月的斑驳迹象与个人经历的流离失所遥相呼应,共鸣相契于心。






意识到地方记忆的重要性,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构建“真实”的方法,区别于新古典主义的中国性和现代主义的匿名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尝试回收旧建筑材料,发掘结构或工艺至关重要。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上海的滨江走廊以及北京红砖美术馆都是利用残砖旧瓦建造新建筑的案例。虽然红砖美术馆没有使用旧材料,但红砖暗示了一种幽谧的旧日景观。


除了实现地方再生,上述项目还通过象征主义和空间策略,运用如“借景”等策略,向传统造园手法致敬。将中国园林视为创作根源的观点如此恳切,可见艺术家和设计师之间触达了某种共享的感知。或者,可归纳为用一种特殊的“归属感”来修复“渴望”。 (博伊姆Boym 2001)


花园

改革开放后,私人园艺在都市中兴起,微型社区农场和无处不在的盆栽植物坐落于各家各户的阳台与金属防盗窗内。


白杰明(Barmé 2008) 认为这种现象是“便宜的、自娱自乐的手段,以改善因社区主义或规划不当而导致的生活贫乏”。他认为,人们“在意识形态上抵制(或无法)成为积极的现代消费者。”事实上,园艺起源于理想主义,目的是提高生活品质,尽管不一定出于抵抗,而是为了适应城市生活的局限和疏离。当生活的内在欲望被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它激起了社群效应。因此,这些微型的绿色空间获得大众的青睐堪比由国家主导开发的公园。从茉莉花到香菜,品质多样,不足为奇,而在全国各地的社区中所见的植物,仿佛是由同一颗脑袋精心策划。






中国人对园艺的热爱也许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即便精致骄奢如乾隆皇帝,也曾在圆明园中开垦播种,无独有偶,在日本占领期间圆明园亦摇身一变成为农业生产基地,并一直持续到60 年代经历整个大跃进。 (何雨晴、杰基·鲍林 2018)不知何故,中国传统园林的崇拜者往往会忽视其功能。或者像柯律格 ( Clunas 1996) 哀叹的那样,对审美迷恋的偏执或使其成为西方凝视者眼中完美的他者。中国人也永远倾羡于园林所向往的山水精神与道德内涵,它集高雅艺术(诗歌、绘画、书法)于一身。不仅是因为文化正在消失,传统变得难以为继,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文书中记载的高尚生活一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奢侈,而对于艺术家或历史学家,普通人的花园实在乏善可陈。






地方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高层乌托邦通过整合园艺而显得人性化。垂直绿地与空中花园的憧憬通常诱人,但大多数民众却难以企及。针对所有技术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和开发都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上世纪90 年代搬迁的北京居民,发现自己尤其怀念旧时的胡同生活,而那些仍蜗居在城市历史中心的人们依然直面贫困。 (Yi Wang 2016) 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中国从 2007 年开始着手进行旧城改造,以缓解城市发展的滞后和不均衡。 (朱诗尧、 李德智、蒋英 2020) 尽管北京的城市更新零零星星充满限制,但其中一些提升显然必不可少。


例如,在旧的小区安装室外电梯——此类政策预先满足了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更不用说,垂直交通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化的象征。 伯纳德 (Bernard) 和多伦迈尔 (Dollenmayer ) (2014) 强调,“技术创新得以确立,被描述为一部连续进步的编年史,一系列持续不断地调整和改善:一个最初并不完美且奇特的装置逐步得到改进,直到现在。”同样,乌托邦是如何众口铄金被囫囵吞枣地描绘的——它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是取代难以忍受的“当下”的完美未来。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用“有形的乌托邦”来形容“真实可期的未来”,这使乌托邦作为一个在实践框架内有着进步实体的角色得以合法化。(鲁思·列维塔斯Ruth Levitas 1990)虽说乌托邦更接近一种政治理念,但其作为过程则与日常行为如何干预变化颇为相似,当下正处于时间的连续运动中,而业已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只是参考点。


后记

无论私人的小花园或公园,在作者眼中皆是“私密的乌托邦”。它们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充当情感慰藉,提供自我表现和表达,既满足交流的冲动又容纳避世的心情——想象阳台上盛放着鲜艳的杜鹃花或芬芳的桂花,或者北京地坛公园里独自一人的手风琴演奏者。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盆栽多肉植物照片揭示了私人层面的幸福是如何扩散并传播到更广泛的联系中。


整个都市的花园空间表明人们在远离父母和故土的远方寻求温暖与熟悉。许多中国人都听过“桃花源”这个古老的传说,一处不受外界干扰的隐居之所。时至今日,这个名字仍停留在我们的意识和语言中,如同那些独树一帜的园林般挥之不去。它们与个体记忆相互纠缠,从攀登公园的假山到体验乡土风物,最后落入生活的土地。